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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第五届进博会)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中新社上海11月5日电 题：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作者 樊中华 汤彦俊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五年来，阿斯利康除上海中国总部外，还打造了多个区域总部，从‘头回客’变为‘回头客’，从‘展商’变为‘投资商’，进博会是以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去造福全世界。”
回顾近五年来的“进博缘”，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进博会于阿斯利康而言，“已经演变为一个投资与创新的盛会，也是每年用来检验与中国各地政府和生态圈企业合作成果的盛会。”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 受访者供图王磊回忆，参展首届进博会时，“没想到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如此之大，全世界的参与范围如此之广，进博会撬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与合作，让我印象深刻”。
也正因此，从第二届进博会开始，“始终看好中国市场、坚持加码投资中国”成为阿斯利康参展进博会不变的“主旋律”。此后几年间，阿斯利康将上海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成立人工智能(AI)创新中心，并接连在多地布局打造区域总部，最终形成“上海为中国总部，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无锡、青岛为六大区域总部”的全新在华布局。
此外，王磊透露，阿斯利康将在本届进博会上正式揭牌青岛生产基地，同时继续投资扩产现有无锡、泰州两大全球供应基地，进一步惠及全球及中国患者，提升中国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地位，助力中国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
位于山东青岛的阿斯利康吸入气雾剂生产基地奠基 受访者供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各个地方的经济有着不同特色和优势资源，我们在不同区域进行投资布局，始终看好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也是对中国长期坚定承诺的具体举措。”王磊说，在全球疫情反复的情况下，阿斯利康持续在中国加码投资制造业，“也是看到中国在疫情常态化下的供应链保障能力”。
在王磊看来，进博会让中国与外资企业“双向开放”并不断增强互信。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自主创新。“去年，我们与国投创新合资成立的迪哲医药在科创板上市，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在临床阶段的新药在世界和中国同步注册。我们不仅把国外的新药带进中国，而且要把中国的新药带给全世界。”
另一方面，“进博会促进了我们与各地政府的密切合作，以‘全生态’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王磊介绍，当前阿斯利康在华各个区域总部的“标配”包括与当地专家和产业合作打造全病程管理创新方案的中国智慧健康创新中心(CCiC)，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产业孵化的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以及进行创新投资的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
截至2021年底，创新中心及合作伙伴共同支持学会打造的多项全病程管理创新方案，在全国数千家医院实现落地，部分方案更是已走出国门，惠及全球患者；同时，创新园已有60多家海内外企业入驻；产业基金目前管理资金超过30亿元人民币，成功投资十余家创新企业。
“我们坚持通过投资来推动更多中国创新的落地。”王磊说，未来，阿斯利康一是要深化各地区域总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二是要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归拢全世界产能；三是加快资本与产业对接，打造创新生态，让“中国创新”造福全球患者。
“五年来，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我认为进博会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它在平台能效、生态打造、合作机会等方面，可能超过任何我参与的其他展会。”王磊透露，阿斯利康已报名参加第六届进博会，“我永远对下一届进博会期待最大”。(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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