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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诗歌中的“小我”与“大我”******
作者：戴和圣
方志敏的诗歌集中创作于他走上革命道路期间（1922—1923年），以及1935年牺牲前夕，从中可见他在革命艰难时期的深邃思考和崇高信仰，诗中处处闪耀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品格。
（一）
方志敏出身贫寒，自幼经历艰辛坎坷、尝尽人间疾苦，这使得他对劳动大众的苦难感同身受，自觉将“小我”融入追求人民幸福的“大我”之中，刻苦求学、投身革命，坚定了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期间，他牵头开展阅读进步报刊的读书活动，参与领导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爱国运动，发起成立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小组，引起北洋军阀的敌视。1922年夏，他愤而退学回到家乡弋阳县法雨寺养病。肺病、呕血的恶疾和贫穷的现实，使他愈发感到压抑，作《呕血》以吐心中块垒：“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质问暗黑的世界；“我为家庭虑；我为求学虑；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青年革命者爱国爱民的心，殚精竭虑到滴血；“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无产的人不呕血，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矢志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力图为人民、为中国谋求改变。“读书不成，只为家贫，千万人贫而失学，何只我方志敏一人”，他只身漂泊上海，毅然踏上爱国救国的革命征途。
他深切同情劳动者，《哭声》以灵魂体验悲鸣痛呼，“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用心倾听民间疾苦，“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为最底层人民悲壮呐喊，“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感慨劳动大众的无奈与不甘，“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揪心未来力量的质朴发问，“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作工去吗”；民生悲悯是吹向革命青年的战斗号角，“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勇毅回应人民的哭诉，“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激励有志青年勇立潮头，担负救国救民重任。
（二）
方志敏历经辛亥革命、五四学潮、国民革命、抗日反蒋浪潮，始终站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危难的风口浪尖，以心怀“大我”的爱国爱民情怀不断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
他极端厌恶和仇恨黑暗的现实，《血肉》用寓意的笔法倾吐心中愤懑：“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呵肉呵！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呵肉呵！”揭示出统治阶级享用的一切皆由劳动人民用血肉创造的黑暗现实，谴责社会的不公。
他苦苦思索救国救民之道，感愤于旧社会的罪恶创作了《快乐之神》，“快乐之神，你在哪里？我寻你好久了呵”，通过跨时空对话，深刻反思残酷的现实，激发革命者的斗志，呼唤理想社会的到来。他自嘲22岁的年纪却像32岁，“脸儿黄瘦了——额上还鼓起两条很粗的青筋；皮肤起了些皱纹；黑发丛里，长出了好几根白发”。雪上加霜的还有吐血的顽疾，他不禁发出感叹，“快乐之神，我的生命，是走到最危险的境地了！我所以如此，就是你不和我同在”，这是青年革命者的自画像，体现了他刚毅的品格和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可怜的青年，我何尝不愿亲就你呢？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我怕闯入你的悲惨的世界呀”，却从未放弃思考，誓要改变这人吃人的社会。
（三）
爱国救国是方志敏的人生原点，指引着他深刻思考现实问题、竭力求索革命前途、毕生扎根革命实践，积极成就“大我”与“小我”。
他用《我的心》真情告白：“挖出我的心来看吧！我相信有鲜血淋漓，从彼的许多伤痕中流出！”虽历身心磨难，但对党的赤诚、对人民的炽爱始终如一；“生我的父母呵，同时代的人们呵，不敢爱又不能离的妻呵！请怜悯我！请宽恕我！不要再用那锐利的刀儿，去划着刺着，我只有这一个心呵！”心系亲人、也忧世人，祈盼人民安好，这是痛彻心扉的忧，更是刻骨铭心的爱。《同情心》抨击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铁一般的硬的，烂果一般的坏的，它，怎样也摸不着了”，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把快要饿死的孩子的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的一件单衣剥下，抛在地上践踏；他人的生命当膳饗，他人的血肉当羹汤，啮着喝着，还觉得平平坦坦”，谴责黑暗势力的残酷无情，同情贫苦大众的尊严尽失；“爱的上帝呀，你既造了人，如何不给个它”，寻求改变没有“同情心”的社会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1934年12月，谭家桥战役失利，他率领部队转移，途经皖南柯村时写下“握紧攙枪，任它风浪”，教育红军干部要坚持斗争。次年1月，部队行至浙赣交界，正值大雪，他有感于雪压翠竹，即景吟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抒发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大我”的思想境界使他从来无畏于“小我”的艰难困苦，“我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我的一切乃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在狱中，他忧心国家存亡，向死而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充溢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的理想抱负，伴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怒吼，化为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
郭沫若诗赞方志敏曰：“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典范，方志敏的诗歌充分彰显了“小我”的品质与“大我”的境界，是共产党人人格力量的重要源泉。（戴和圣）
中新社70年丨周秉德：我很怀念在中新社的日子******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
她于1988年进入《华声报》工作，1994年调入中新社，担任副社长，1998年4月退休。
▲周秉德女士时间过得飞快，转瞬之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24年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骑单车，练就心宽体壮
我在《华声报》和中新社工作11个年头，上下班大都是骑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其乐融融。
我觉得骑自行车上下班既锻炼身体，活动筋骨；又一路赏光看景，心旷神怡；用现在的话说，还低碳环保，有利环境。
在工作中，我对分管的行政、财务和技术部门的主任们常常强调：我们这些部门的职责，就是全力保障为新闻采访业务服务，我们就是配角，没有新闻采访业务，我们这些部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各部门主任也认可，都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为新闻业务服务。大家相处非常愉快，基本上称名道姓，有的司机都叫我“秉德”，我也喜欢这样称呼。
主任们有事推门就进我屋，有些事在楼道边走边谈就解决了。我很怀念那些日子。
电脑化，首创采编大平台
初到中新社，虽已年近花甲，仍非常想为中新社再干些事情。
在一次社委会上，大家谈到，互联网已在欧美率先使用，国内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公司机构已照猫画虎地学了起来。我们也应该尽快走这条路。
我想，我们新闻单位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我首先要求技术部做好电脑系统的程序配备；并给记者编辑们办了几期电脑培训班，要大家学会用电脑打字、联网。
经报社委会决定，将四楼改造为现代化的大平台办公方式。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96年，中新社首个电脑大平台办公终于建成了。中新社一些编辑记者终于从纸笔中解放出来，向电脑化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现在，中新社从3楼到7楼，已都是电脑化、网络化大平台办公了，这变化太大了。回想当年，还能为中新社电脑现代化建设干出了这么一件打基础的事，心中尚感自慰。
进行近二百次讲座，接受逾百次采访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我组织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老一代革命家子女等百多人，到家乡江苏淮安参与了多项纪念活动。
2004年以来，在香港和澳门，我以“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身份，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香港、澳门有关单位举办了6次有关周恩来的展览，受到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周秉德出席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香港新光戏院的首映礼二十多年来，我应邀到北京和外地几十所大学，国家机关一些部委党校、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近二百次《在身边感悟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传承红色家风 弘扬革命精神》的讲座，宣传共产党领导人的严于律已、平等待人、艰苦朴素、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生的高尚品格及光辉业绩。
▲周秉德出席“海棠绽放纸短情长——周恩来邓颖超书信图片展”发布活动清华大学举办的企业老总班，一位老总听了两次，又把我请到他们单位去讲座。
平时，特别是重大纪念日前，我要接受上百次电视台、报刊杂志的采访，介绍伯父的高风亮节及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及我亲身感受的教育等。
2010年和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根据我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先后6次来京，采访80多人，编辑出4集专题片《亲人及亲信口述周恩来》。该片于2011年8月1日至4日晚8时黄金时段播出，引起日本知识界强烈反响。
同年10月，日本法政大学华籍女教授王敏来京时，对我说：“这部电视片在日本反响热烈，好多人说，日本要有这样的领导人该多好！现在周恩来在日本是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看来，这对促进中日友好的民间交流，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了！
我参加的各项活动，都会表明自己是中新社的退休人员。我也以此为傲。
作者：周秉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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